闽浙赣苏区科技事业的开创探析

2019年12月28日 10:01:38
来源: 《苏区研究》 作者: 万立明

  提要:闽浙赣苏区开创了医疗、军工、无线电通讯和工农业生产等科技事业,创建了红军医院、兵工厂和无线电大队,并建立了医学校、通讯学校和训练班等,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苏区科技事业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例如,创办了红军第一所卫生学校,较早制造出一批小钢炮、迫击炮弹、花机关枪和步枪,改进地雷设计和黑火药配方等。虽然苏区开创的科技事业并非超前性的,但却适应了当时战争环境以及根据地的实际,因而具有重要意义,发挥了巨大作用。苏区科技事业也是在方志敏的推动和关怀下开创的,充分体现了方志敏等苏区领导人对科技的高度重视。

  关键词:闽浙赣苏区;科技事业;方志敏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9.06.003

  作者简介:万立明,男,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092)

  闽浙赣苏区是在方志敏等领导的弋横起义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1930年7月,中共中央将闽北革命根据地划归赣东北特委领导。1932年12月,中共赣东北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改称闽浙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1935年1月苏区被国民党军占领。闽浙赣苏区之所以能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不断发展壮大,显然与苏区抓住时机大力进行经济、文化建设是分不开的。其中开创了闽浙赣苏区急需和必要的科技事业,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此,学术界尚无专门、系统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对此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闽浙赣苏区医疗科技的开创

  当时闽浙赣苏区缺医少药的情况较为严重,对红军和工农群众的生命健康造成了巨大威胁。因此,创办医疗机构、吸纳和培养医疗技术人才,成为苏区急需解决的问题。

  首先,闽浙赣苏区创办了必要的医疗机构,开创了基本的医疗事业。

  1928年7月,方志敏委派李长先赴弋阳九区仙湖村筹办一个红军医疗所,开办后即接纳30多名病员。1930年7月,红军医疗所改建为红军医院。1931年9月初,中共赣东北省委成立,红军医院随之改称为赣东北红军总医院。总医院设有内科和外科,可收容伤员500至800人。为减轻总院压力,普及发展赣东北苏区的卫生事业,总医院又陆续开设了4个分院。第一分院设在贵溪朱家,可容纳伤员300余名;第二分院设在横峰青板桥王塘源;第三分院设在漆工黄家源;第四分院设于德兴小梅坞。1934年11月,省苏所在地葛源失陷,总医院迁至德兴大田村。根据省委指示,疏散全部伤病员,红军医院的历史就此结束。【松鹰:《赣东北红军总医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弋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弋阳文史资料》第4辑,1990年编印,第31-32页。】1930年,横峰县葛源成立了一个为苏区群众治病的工农医院,在卫生运动中负责接种牛痘、防疫注射等工作。1934年葛源失陷后,转移到德兴县螺蛳坞。【中共横峰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中共横峰党史资料》,1991年编印,第403页。】

  另外,1930年春,闽北的大安街陶观厂也创建了红军医院,有工作人员20多人。1931年秋,发展到近70人,设有内科和外科,可接收伤员200至300人。1933年春,又在大安的张山头创办了闽北红军医院调养所,即中医院,有医务工作人员30多人,可接收伤病员100多人。【宣金堂、程添福、杨金福:《回忆闽北红色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北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页。】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北上长征后,闽北红军医院也转移到铅山县的石垄,并进行了精简,将医院改为医疗所。

  其次,在创办医疗机构的同时,通过争取、团结旧医疗技术人员与自主培养相结合,吸纳和培养医疗技术人才。

  在筹办赣东北红军医疗所时,李长先在弋阳九区物色了一位粗通医道的老武术师傅杜振芳,由他为主治医师。为了迅速组建医护队伍,培养根据地自己的医务技术人才,医疗所招收了4名农家子弟当学徒,他们是横峰县青板乡徐村的胡广财、胡广买,弋阳县烈桥乡仙湖村的刘济铭,还有一名是广东人。【田刚、陈莹编著:《20世纪30年代苏区卫生防疫研究》,中国物资出版社2017年版,第125页。】1930年夏初,红军攻下铅山河口镇。在撤离河口时,带回一名在镇上开业的医师何秀夫,连同他诊疗所的全部药物和医疗器械。这位医师毕业于厦门医科学校,擅长外伤科,正是红军最需要的人才。他受到了方志敏的诚挚相待,何秀夫终于乐意留在红军医疗所。不久,红军打下乐平鸣山,又带回一名罗医官(原国民党部队医生),并缴获一批数量可观的药物及医疗器械等战利品。更可喜的是景德镇有位医学博士邹思孟也随红军,投奔苏区了。红军医疗所改建为红军医院后,聘请毕业于日本千叶医科大学的邹思孟为院长,政委方远辉,后由邵伯平接任,外科主任何秀夫、内科主任邓怀民,事务主任钟志。总医院下设的第一分院首任院长邓怀民,后由龚向林(何秀夫的学生)担任;第二分院院长初为杨医官(原是白军医官),后由张德华接任;第四分院院长邹三元(邹琦之父)。【松鹰:《赣东北红军总医院》,《弋阳文史资料》第4辑,第30-31页。】何秀夫还兼任闽浙赣省工农医院院长。

  为培养红军的医疗人才,闽浙赣苏区创办了两所医学校,其培养的医疗技术人才为发展赣东北苏区的医疗卫生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所是赣东北红军总医院于1930年创办的附属医务学校。学校挑选了一批有文化基础的人,连同在秋浦动员而来的30多名中学生,此外还招收了原来在本地学医的老学徒、医院的护士,共有学员200余名。有些学员很快地学会了做截肢、剖腹等手术。1932年8月,学员毕业后,都分别派到各个工作岗位。不久,红军总医院又迁至弋阳磨盘山的祝家村,总院政委是舒翼同志,后由陆吉龄继任,院长是邹思孟。总院除了给红军伤病员看病,还继续办了医务训练班,训练了40多名学员,分配到各红军分院去当见习生。【张德华、刘济铭:《会议赣东北省红军总医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2年编印,第49页。】很多学员还成为红军部队和地方医院的骨干或担任领导职务。其中学员徐有权担任了红十军的卫生部长、张善煌担任了省工农医院的副院长、张有昆担任了北上抗日先遣队总部代理卫生部长。【孙军:《赣东北苏区的统战工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横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横峰文史资料》第7辑,1992年编印,第99页。】1933年3月,闽浙赣全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中也明确提出:“红军医院与工农医院必须尽可能培植一批医生,以医治红军和群众的伤病”。【《闽浙赣全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卫生运动部分)》(1933年3月29日),高恩显等:《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人民军医出版社1986年版,第69页。】

  另一所是闽浙赣苏区创办的卫生学校。1930年10月18日,在红军医院驻地弋阳仙湖村成立赣东北苏区卫生学校,这是中共创办的最早的卫生学校。【马进等:《中国共产党党史军史之最》,东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页。】方志敏、邵式平在学校成立大会上,勉励学员学好本领,为巩固苏维埃政权服务。不久,红军攻克安徽秋浦县城,动员了县立南门岭高学堂32名学生加入卫生学校学习,毕业后成为红军医院的骨干力量。卫校共有学员240余名,校长邹思孟,政委邵伯平,设外科、内科、战伤科。外科主任教员何秀夫,内科主任教员邓怀民,战伤科主任教员邹思孟。1932年春,赣东北苏区卫生学校的第一批学员全体毕业。除少数留在赣东北省红军医院总院工作外,其余先后分配到赣东北红军(红十军)各连卫生队、总院第一分院、第二分院、第三分院和第四分院工作。【田刚、陈莹编著:《20世纪30年代苏区卫生防疫研究》,第127-128页。】

  最后,闽浙赣苏区多方筹备基本的医疗器械、药品,并能做一些较为复杂的手术。闽北红军医院药物器械的来源:除了从战斗中缴获或从白区购买外,主要是就地取材,利用中草药,加工成药膏或药粉,对于祛暑解毒、退烧止血有良好的疗效,尤其是采用蜂腊拌猪油制作的药膏,苦菜、杜鹃花、冬泡刺加工的药粉,医治伤口效果特别好。在就地取材方面,另一种土办法是,利用代用品,解决药物紧缺的困难。例如:蚊帐布经过加工洗涤和高温消毒当纱布;旧棉花经过洗三道煮三道当药棉;食盐经过加工制成消炎药水。【宣金堂、程添福、杨金福:《回忆闽北红色医院》,《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北游击区》,第348页。】

  赣东北红军总医院除设有内、外科医疗室外,还设有药房病房,院内还有化验用的显微镜和手术刀等一般的医疗手术器械。动大手术前可作全部麻醉和局部麻醉。有碘酒、红汞、酒精等消毒药品;有医用脱脂药棉和白纱布;医院除了会用中草药进行治疗外,还动脑筋,想办法,土法上马,配制一些简单的外科西药,如锌氧软膏、硼酸软膏、碘酒软膏、依比软膏。具体做法,其中有用黄蜡煎麻油或菜油、猪油,再调入白糖,这能代替软膏;会利用药水纱布(如用雷佛纱布条治愈伤口有速效);有镇痛药品(主要是针剂和服吗啡)。尽管总医院设备条件不断有所改善,但随着战斗频繁,伤员增多,这些医药条件仍无法满足需要,各种药品常常紧缺,因此十分注意节约使用,并尽量用中草药代替。【中共弋阳县委党史办:《红军总医院》,《中共弋阳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6页。】

  何秀夫来苏区工作以后,增强了红军医院的技术力量,此时外科可以施行开刀,从伤口内部取出子弹、弹片,还可以进行截肢等大手术,并且有了麻醉剂哥罗仿谟以脱,大大减轻了伤病员的痛苦。当时,何秀夫还处理了两例难产。其中一例施以全麻醉,进行剖腹手术,拿出小男孩。何医官又迅速缝合切口,孩子的母亲也得救了。老百姓对何秀夫也高度评价:“何医官真是个活神仙”,“这么有本事的救命医师,都让方主席请得来了,不但为受伤的子弟兵医治枪伤,还搭救了我们老百姓的性命,方主席真有办法!”【张德华、刘济铭:《回忆赣东北省红军总医院》,《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43-44页。】

  二、闽浙赣苏区军工技术的开创

  闽浙赣苏区处于激烈的战争环境,因而只有发展军事工业和军工技术,持续不断地制造枪支弹药,才能为武装斗争提供坚强后盾。

  第一,艰难创办军事工业,设法解决设备、原料等问题。

  1928年8月,闽北崇安县上梅的岩山后等建立了5所土枪土炮制造所,为闽北兵工厂最早的雏型,被称为闽浙赣根据地的第一家兵工厂。为了进一步发展武器生产,崇安县委派红军55团参谋长肖华业往外地聘请造枪师傅。1929年11月,两名福建古田籍的造枪师傅化装来到崇安。不久在岭阳乡小溪坪村垒石建厂,并将上梅岩山后5家土枪土炮制造厂也迁来,统称为岭阳兵工厂,有80多人。1930年7月,由于闽北革命根据地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合并。原岭阳兵工厂的军工师傅很多去支援赣东北兵工厂,并坚持在崇安继续生产枪支,岭阳兵工厂升格为闽北红军兵工厂。闽北兵工厂鼎盛时期,全厂有工人300余人,分为造枪、修械、子弹、炸弹、翻砂5个科,还设有一个锻工组和一个木工组。【张金锭、方留章:《方志敏与闽北兵工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上饶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上饶市文史资料》第4辑,1985年编印,第8-9页。】

  1928年10月,方志敏率弋横暴动大军退居德兴梅溪畈村,在方志敏亲自领导下,集合当地能工巧匠,因陋就简办起了修理枪械武器的修械所,这是洋源兵工厂的起源。修械所规模扩大后,改称修械处。同时,还相继在钓稍坞、樟树墩、仙湖村、徐家坦等地也办起了大小不等的修械所。1930年1月,抽调各修械所的技术工人在横峰上坑源塘坞村办起了赣东北兵工厂,厂长黄令正,政委宣有元。11月,兵工厂迁往弋阳江冲源时已有工人90多人。由于德兴盛产硫磺,而且洋源一带是德兴革命运动的发源地之一,1931年5月,赣东北军委会决定,将兵工厂从江冲源搬到德兴洋源村(习惯称洋源兵工厂),并在伐木坑村建立了专门造子弹的分厂,在毛家畈村建立了专门造手枪套、马刀鞘、子弹袋和武装带的皮革厂。【中共德兴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赣东北(闽浙赣)省洋源兵工厂》,中共德兴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德兴党史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7-288页。】在生产机构方面,洋源兵工厂分制造部、炸弹部、子弹部、翻砂部、木工部、硝磺部,共6个部。

  赣东北军工生产设备是极缺的,1930年4月17日,红军独立团攻克乐平鸣山煤矿,缴获了一家小型官办兵工厂,获取了手摇机床和一些锉刀、钻头、活动扳手、老虎钳、铁钻、郎头等简单设备,熔铁炉子是汽油桶改装的。工人们主要靠手工操作从事生产。少量关键材料从敌占区采购,如盐(即氯化钾)雄黄、铜丝等。其他原材料基本是就地取材,酒精是自己生产。除了利用废铜碎铁外,红军各部队都尽量交回子弹壳,以便加工重新制造弹头。但是,制造火药的硫磺还必须从相隔90余里的洋村运来。【黄令正:《洋源兵工厂》,方志敏、邵式平等:《回忆闽浙皖赣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1页。】

  第二,吸纳和培养军工技术人员。 1928年10月,方志敏率军击溃了德兴县靖卫团的进攻,活捉了靖卫团2名修枪师傅,名叫熊伟唐、余村中,经教育后参加了红军。后以熊、余2人为师傅,熊伟唐为修械所主任。红军独立团攻克乐平鸣山煤矿后,动员了一家小型官办兵工厂50多名技术工人入伍,方志敏把他们带进苏区,以优厚的待遇,作为技术骨干全部安置在兵工厂。1931年下半年,党派往闽北开辟新区的黄道,在闽北抓获了原属国民党卢兴邦部的一个小型造枪队,卢兴邦在福建失意后,造枪队十多名师傅脱离卢匪,流落在闽北山区私造枪支高价出售。这批人被黄道动员到赣东北苏区,大大增强了兵工厂的技术力量。【中共德兴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赣东北(闽浙赣)省洋源兵工厂》,《中共德兴党史资料》,第288-289页。】赣东北兵工厂工人来源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是由当地苏维埃政府荐送,二是从红军中选调。至1932年底,兵工厂就由90多人发展到800多人,其中有女工500多人。从人员总数来看,洋源兵工厂仅次于中央苏区创建的官田兵工厂。

  洋源兵工厂聚集了一批技术专家和工人。制造部部长张炳荣(上海人),共有20多名工人;炸弹部部长徐荣修(乐平人);子弹部部长杨道成(横峰人),有五六十个工人;翻砂部部长曾耀发(德兴人),有五六十名工人;木工部部长严高纯(弋阳人),只有四五名工人。1933年春,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兵工专家刘鼎(化名戴良)从白区奉调去中央苏区工作。刘鼎途经闽浙赣苏区时,被方志敏留下,任军区组织部长,1934年又出任洋源兵工厂政委,为苏区军工科研做出巨大贡献。

  闽北岭阳兵工厂造枪技术人员逐渐由两名扩大至五六名。1930年7月,闽北与赣东北两革命根据地合并,方志敏十分重视岭阳兵工厂。12月,他派红十军教导团团长黄立贵率领三营自赣东北到闽北崇安,将这家兵工厂的军工师傅请到赣东北招兵收徒,建立赣东北兵工厂。原岭阳兵工厂的军工师傅就成为赣东北兵工厂的最早骨干。1931年4月,方志敏率领红十军第一次出征福建闽北崇安时,急闽北兵工厂之所急,随军带来一批技术熟练的造枪师傅和较好的手工造枪机器,从人力和技术设备上无私地支援闽北红军兵工厂的建设,使一个小厂迅速发展为设备较完整的大型兵工厂。【张金锭、方留章:《方志敏与闽北兵工厂》,《上饶市文史资料》第4辑,第9页。】因此,闽北兵工厂的茁壮成长,与方志敏的热情支持是分不开的。

  第三,从无到有、由修到造,逐步开展军工科研和制造。闽北的土枪土炮制造所仅能制造土枪土炮、梭镖、大刀等简陋武器。改建为岭阳兵工厂后,技术力量逐步提升,开始每天只生产一支步枪,后来每天可生产三支步枪,还有锡子弹、手榴弹等。升格为闽北兵工厂后,1932年至1934年上半年,进入了鼎盛时期,能制造手提机枪、步枪、长短枪子弹、炸弹、地雷等,还能生产马刀和刺刀,检修迫击炮弹,制造各种零配件和修械工具等。当时,每日能制造几十支步枪,生产上百枚手榴弹和大量的子弹、炸药。【张金锭、方留章:《方志敏与闽北兵工厂》,《上饶市文史资料》第4辑,第9页。】

  赣东北兵工厂制造子弹、炸弹和地雷的火药,全是用本地硫磺、炭末和自行熬制的硝盐加雄磺按一定比例配制而成。因为缺铅,用锡代替,熔成锡水“倒”出弹头,再放入稍大一点的模子浇上铜液,就成了铜包锡的弹头,这种弹头因为有铜外壳,所以穿透力强,又由于锡的熔点低,爆炸面广,杀伤威力大。制造部负责制造各种枪炮、刺刀、马刀等;炸弹部专门负责制造手榴弹和各种类型的地雷,大的120斤一个,小的6.5斤一个,一般的每12至30斤不等。子弹部专门制造步枪、短枪子弹;翻砂部主要任务是浇铸枪炮的铁制部件和地雷壳。木工部负责制作枪炮的木制部件及装子弹的木箱。硝磺部专门制造火药、红硝、乌硝、炸弹硝、炸药等。【黄令正:《洋源兵工厂》,《回忆闽浙皖赣苏区》,第411页。】1933年11月,省苏维埃副主席汪金祥出席第二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带去洋源兵工厂生产的2支步枪向大会献礼,受到毛泽东主席的称赞。【中共德兴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赣东北(闽浙赣)省洋源兵工厂》,《中共德兴党史资料》,第292页。】

  洋源兵工厂曾经修好了红十军缴获的2门迫击炮,由于炮弹奇缺,一直闲置放空。工人师傅非常小心地拆开1发迫击炮弹,模仿着一个部件,一个部件精心设计出木模,制出砂模,照样比划着造出了几颗炮弹,在大田试射时第一炮没有打响,第二[炮]打得好远,弹着点落土三尺深开花,达到预定设计标准,受到省委的表杨和重视。接着兵工厂就能成批生产迫击炮弹了。【中共德兴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赣东北(闽浙赣)省洋源兵工厂》,《中共德兴党史资料》,第293页。】

  1934年,方志敏向洋源兵工厂下达试制小钢炮的光荣任务,由刘鼎(戴良)领导工人开展试制工作。戴良虽然毕业于浙江省高等工业学校,又曾赴德国、苏联留学,但只是在苏联看见过炮,不是炮兵出身,也没有学习过造炮的知识和技能。可是方志敏却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考虑很久,找不着别人,只有你看见过炮,请你想想办法。”戴良接受任务后,当即建议从红五分校抽调1个班的学员参加研制工作,他带领这1个班学员来到洋源兵工厂,召集技术工人共同研究,不分日夜地绘图、制模、翻砂、组装,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为红军造出了第一门大炮。第一批生产了5门55毫米口径步兵炮,并由这个班的学员组成1个炮兵班。【中共德兴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赣东北(闽浙赣)省洋源兵工厂》,《中共德兴党史资料》,第293页。】

  因此,这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红军兵工自己制造的较早的一批火炮。方志敏在狱中遗著中曾有生动描述:“他们(兵工厂的工友)用少得可怜的机器(只有一架车床),居然造出了花机关和轻机关枪,又居然造出了好几门小钢炮来。当他们第一次试炮时,听到轰然一声,炮弹平射出去,弹落处打进土内三尺多深的时候,他们乐得像发狂一般地吼跳起来!”【《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1935年3月),《方志敏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6-87页。】

  闽浙赣苏区还重视研制生产地雷等武器。省苏设有地雷部,各县军事部下也设有地雷部,专司地雷的制造和管理、人员培训等。1932年12月至1935年2月,省苏地雷部部长由劳动部部长余汉朝兼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组织史资料》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02页。】省苏地雷部设在德兴县沙路星村,各级政府把发展地雷等土制武器的生产列入计划。赣东北兵工厂还为各县培训了制造地雷的技术人才,协助各县地雷部普遍办起了地雷厂,甚至连兵工厂附近一带村庄的家家户户都能制造地雷,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大造地雷的运动,造出的有铁雷、石雷,还有陶罐雷,种类繁多不下百十多种。当年赣东北苏区在反“围剿”中展开的遍地开花的地雷战,炸得进“剿”苏区之敌丧魂落魄,寸步难行。【中共德兴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赣东北(闽浙赣)省洋源兵工厂》,《中共德兴党史资料》,第292页。】此外,葛源枫林有挨丝地雷厂,霞坊有挨丝地雷厂,弋阳县在许多地方兴办地雷厂、罐炮厂。弋阳九区西坑和六区的王家壕的地雷厂,就是赣东北最早的两个地雷厂。【《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编写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2页。】方志敏曾经称赞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的地雷部长,“他每月只用大洋3000元,能造出大小地雷15000个,顶小的地雷6斤重一个,顶大的地雷120斤重一个,二三十斤和四五十斤重的是中等的地雷。每个地雷,平均计算只合大洋2角”。【《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1935年3月),《方志敏文集》,第80页。】可见,当时的兵工技术人员付出了巨大努力,以极低的成本研制出大量的实用地雷。

  刘鼎注意了解群众和游击队制造与使用地雷的情况,并想出增加手榴弹、地雷的爆破威力的办法,如把手榴弹由圆桶形改成圆形,外壳铸成网沟,容易爆炸粉碎,增大威力;改进地雷设计和黑火药配方,研究制造各种形状的炸弹和地雷,以及各种使用、埋藏方法;还研究出一种用电话机遥控引爆地雷的方法,将地雷接上电线,在几里之外手摇电话机即可引爆,从而更增加了使用地雷的机动灵活性。这些发明创造,应用到反“围剿”实战中,在发挥炸弹、地雷的威力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变为红军的战斗力。【吴殿尧:《刘鼎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98-99页。】

  上述很多军工技术成果都是由洋源兵工厂取得的。1933年11月19日,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在葛源枫林举办了“全省武装展览会”。洋源兵工厂生产的花机关枪(冲锋枪)、步枪、手榴弹、地雷,各种弹药及闽浙赣所属各县自制的地雷、石头炮、老虎箭、鸟铳、梭标、大刀等样品,整整齐齐摆满了屋子,规模之大,品种之多,令人罕见。【中共德兴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赣东北(闽浙赣)省洋源兵工厂》,《中共德兴党史资料》,第295页。】该厂历时6年零5个月,其建立之早,历时之长,规模之大,研究和生产能力之强,在当时全国各革命根据地诸多兵工厂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它为赣东北苏区和红十军的壮大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人民军工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闽浙赣苏区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开创

  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闽浙赣苏区的无线电通讯和无线电侦察工作。1931年12月1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联名发布命令加强无线电队的建设与管理。其中指出:“无线电已成为苏区红军主要通讯工具”,因而“必须使电队之组织与工作更加健全起来”,“在此残酷斗争中,技术人员中难免发生动摇,应该加紧政治上的争取与物质上的优遇”。【《加强无线电队的建设与管理》(1932年12月1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11)》,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801页。】为此,闽浙赣苏区急需创办自己的无线电大队,并培养相关的技术人员。

  一是多方筹集无线电设备,创办无线电大队。

  1932年9月以前,闽浙赣苏区没有无线电通讯,苏区内部设立了部分有线电话进行通信联络。1933年夏,刘鼎利用缴获来的电话机和电话线,从红五分校抽调一批学员,组成电话队,在葛源镇省级党政军机关以及各经济文化单位之间安装了电话,并逐渐延展到一百多里的范围,形成了闽浙赣苏区的第一个电话系统,提高了通信联络效率。【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编:《方志敏年谱(1899-193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页。】赣东北苏区同上海党中央、瑞金苏区中央和闽北分苏区的通信联络主要是靠党的秘密交通来进行的。

  当时,闽浙赣苏区各根据地对无线电台的需要十分迫切。赣东北省委于1931年10月28日给上海党中央信函中就提到:“第三便是无线电的输入问题也迫切要求中央帮助,我们居在山谷里,对外面一切消息都迟缓而不详细”。【《赣东北省委来信》(1931年10月28日),中共福建省建阳地委党史办、福建省建阳地区档案馆:《闽北党史文献》第2集,1984年编印,第85-86页。】上海党中央也十分关心赣东北组建无线通信问题,但由于敌人的封锁很严,曾几次派人到赣东北省委联系无线电台的运送路线等问题。1932年1月12日,赣东北省委再次写信给上海党中央(信是当年1月19日带到上海党中央的),提出:“我们两次对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很快给我们一个完满的答复,因这些要求在目前形势下是更加紧迫了。关于无线电问题,我们已与你们派来的汪、杨两同志决定了从江西运来,如不可能,即从浙江,我们设法用军事力量去接。你们这次派叶锦章同志来问我们是否到安徽祁门去接,这是我们实力办不到的,……还是要你们帮我们设法照前决定进行,越快越好”。【《中共赣东北省委致中共中央信——关于无线电及交通站)》(1932年1月12日),江西省邮电管理局:《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人民邮电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因此,赣东北省委的这两封信反映了对无线电设备的渴求,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由党中央直接输送电台到苏区。

  赣东北省委为能尽快解决无线电通讯问题,红十军积极设法从敌人那里缴获无线电台,先后缴获了三部电台。红十军与闽北红军独立团在铅山杨村会师后,于1932年9月15日消灭国民党刘和鼎部,缴获一架无线电台。方志敏高兴地说:“这是红十军第一次缴到无线电,我们欢喜得很”。【方志敏:《可爱的中国》,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6页。】接着又于9月20日攻入蒲城县城,在县衙又缴获第二部无线电台。这部电台50瓦,设备较为齐全。1933年9月17日,红十军攻克开化县城,缴获第三部无线电台。以这三部电台为基础,赣东北苏区创建了无线电队,后改为闽浙赣省军区司令部无线电队,编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无线电队第25分队。

  中央苏区也为赣东北苏区输送了一部电台,于“1933年7月派李本伦、张文瀚带电台一部,到赣东北根据地建立红十军电台”。这部电台到了闽北后就留给了闽北苏区根据地。闽北苏区利用这部电台创建了闽北军分区司令部无线电队,从此开始了赣东北、闽北苏区,与上海党中央、中央苏区瑞金之间的无线电通信联络。

  1934年闽浙赣省委、省军区又搞来了一部无线电台,是从打浙西开化县城缴获到的。这部电台少些零件,由李加应亲自修理,将缺少的零件绘图后,送到德兴县洋源闽浙赣省兵工厂配制,有一次汽油发电机的活塞坏了,不能发电。经过兵工厂加工配制后勉强可以使用。【王世忠:《闽浙赣苏区的无线电和电话通信》,《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第454-458页。】10月下旬,红七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与新红十军在德兴县的二行重溪会师,不久合编为红十军团。这时闽浙赣省委、省军区决定将无线电队分成为二个队,一队跟随方志敏上前方参加北上抗日,一个队跟随省委、省军区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王世忠:《闽浙赣苏区的无线电和电话通信》,《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第458-459页。】

  二是培训大量的无线电技术人员。

  在未成立无线电队之前,赣东北省军区司令部就开始着手培训无线电技术员。1931年5月,在弋阳县漆工镇开始培训人员,当时参加机务培训的有黄则金等4人。1932年9月,闽浙赣省军区司令部无线电队成立后,更是缺乏无线电方面的技术人才。省委又派秘密交通到上海接来中共中央派遣的李伯筠(钧),由他担任无线电队政委,并负责开办无线电训练班。上海党中央又派来了李加应来担任无线电队的队长并兼报务员,还派赖姚明担任报务员。无线电队主要是由他们三位组建起来的。初建时收、发电报,无线电机的修理维护主要是靠李加应和赖姚明,后来又增加了韩进杰、张美和、黄则金等担任无线电台的机务工作,又从上饶县和贵溪县苏区吸收了三个青年学生培训成了两个机务员和一个报务员。不久,正式成立闽浙赣省军区司令部通讯学校,设置无线电班、电话班和旗语班。司令部无线电队的报务员朱炳火、谢芳,译电员曾毛清等,以及各部队的许多通信技术人员都是这个通信学校培养出来的。【江西邮电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邮电志》,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60页。】闽北分区无线电队为了培养无线电的报务员,还开办了报务训练班。班长由倪德清,副班长由兰金盛担任。报务训练班有学员10多人,学习半年,要求能达到值机发报,能撑握无线电的通讯技术。当时参加无线电报务训练班的有王文波,黄瑞兴等。【王世忠:《闽浙赣苏区的无线电和电话通信》,《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第461页。】

  四、闽浙赣苏区工农业科技的开创

  闽浙赣苏区政府通过推广增施肥料、精耕细作和防止病虫害等一系列农业技术,努力增加农业生产。同时建立起必要的民用工业,解决了很多重要产品的生产问题,从而为苏区人民和支援革命战争提供更多的工农业产品。

  一方面,对于农业生产,提倡精耕细作和科学种田。1931年11月,赣东北省苏维埃通过《关于发展耕种运动的决议》,其中对农业技术方面提出:田禾应耘与下肥的次数:田禾至少要耘四次,愈多愈好。早晚禾至少要两次肥料,素来撒石灰的,今年一定要买石灰来撒。纠正一部分群众不爱惜肥料或不肯买肥料的错误。同时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均须从速召集村分苏土地委员会开一次或二次训练班,教以土地工作的方法及改良土地的科学常识”。【《赣东北省苏维埃关于发展耕种运动的决议》(1932年2月),江西省档案馆选编:《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5页。】对凡是不能种水稻的旱田旱地提倡种杂粮和其它经济作物。对耕牛要合理使用和科学管理,规定在耕种期间,不准一条牛在家空闲,每一条牛,每天要耕八个钟点。用牛耕田的人,免除每天的会议和防守工作。要准备更多的牛料,牛栏应放禾秆,使牛不致生病。【《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编写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第171页。】

  另一方面,苏区对工业品的要求日益增加,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逐步建立与健全了根据地的工业体系。苏区很多地方都利用本地现有的竹、木、矿产和农业等生产出来的各种原料,创办了大小规模的各种类型的小工业。到1931年,省、县、区、乡都有工业,创办了规模不等的煤矿、铁矿、发电厂、木炭厂、锅炉厂、铁砂厂、炼铁厂、硫磺厂、樟脑厂、造纸厂、硝盐厂、制糖厂、榨油厂、枯饼厂、染布厂、被服厂、织布织袜厂、刮鞋厂、石灰厂、农具厂、木船厂、中药厂等。基本上形成了适应战争和军民生活需要的工业体系。【方志纯:《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回首当年——方志纯革命回忆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6页。】闽浙赣苏区基本工业体系的建立,充分说明当时苏区已经具备了相应产品的生产技术。

  苏区内的纸张、布匹、食糖、食盐尤为奇缺,都通过自力更生的方式解决了生产的难题。为了解决纸张的供应不足,苏区运用盛产的嫩毛竹、茅梗杆、纸稿柴做原料,在德兴县横港施家,上饶县王青板、白水、尖石,瑞林寺、李家滩等地,因陋就简地办起了造纸厂。生产了大量的上官纸、书写纸、毛边纸、京万纸,白连史纸和棉纸。既满足群众生活,书写、油印、办公和印刷纸币所需,又供给对外贸易处,大量出口。【谢文清:《赣东北苏区积极建设的回忆》,江西财经学院经济研究所、江西省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页。】曾任赣东北特区苏维埃财政委员会出纳科科长、财政部副部长、经济部部长的谢文清回忆:闽浙赣苏区纸的生产量很大,每月的出口量达3000至5000吨。我们那时有一种棉细纸,白区是最欢迎的,其质量,在全江西可算是最优的,又白又好,印纸币就是用这种纸。省委领导很重视这件事,方志敏还亲自检查过纸的质量。我们那时的纸很畅销。上海的大资本家都买我们的商业证,到苏区来买纸。【谢文清:《赣东北苏区财政经济工作》,《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574页。】为了解决食盐问题,闽浙赣苏区在各区、乡办起了硝盐厂。熬出的硝盐虽然质量差一些,但总算是解决了军民食盐问题。1933年7月至12月,苏区产硝盐的统计为七万多斤,制硝可以作炮火,一方面同时解决了食盐问题。当时省苏有“国营织补袜厂一个,出产可供全省之用,织布厂一个,产量亦很大”。【斗人:《闽浙赣省经济建设》,《红色中华》1934年1月19日,第2版。】

  为此,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表扬说:“在闽浙赣边区方面,有些当地从来就缺乏的工业,例如造纸、织布、制糖等,现在居然发展起来,并且收得了成效。他们为了解决食盐的缺乏,进行了硝盐的制造。”【方志纯:《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回首当年——方志纯革命回忆录》,第86-87页。】更值得称赞的是,闽浙赣苏区生产的织袜可供全苏区使用,生产的纸成为苏区能够出口的工业产品,并可出口到白区甚至是上海,足以体现当时苏区的生产技术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准。

  结语

  通过对闽浙赣苏区开创科技事业的梳理和分析,还可以进一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虽然闽浙赣苏区开创的科技事业并非超前性的,但却具有重要意义,发挥了巨大作用。

  闽浙赣苏区注重科学技术在医疗、军事工业、无线电通讯以及工农业生产等方面的应用和推广,并十分重视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尽管当时闽浙赣苏区取得的许多科技成果早已普遍应用,或已被新的技术所取代,但却是在根据地缺乏设备、资料和原料的艰难环境下取得的,是难能可贵的。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指出:“他们(兵工厂的工友)加紧工作,子弹比较以前多造出百分之三百,榴弹多造出百分之五百,迫击炮弹改良了,而且多造出百分之四百。”后来洋源兵工厂厂长黄令正不幸被俘,一敌军官在审讯他时,恶狠狠地说:“今天非得狠狠地整整你!你们兵工厂的子弹太厉害了,把我们二十一师的人都打完了。”【中共德兴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赣东北(闽浙赣)省洋源兵工厂》,《中共德兴党史资料》,第293页。】这些足以体现当时苏区军工技术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另外,根据地的某些工业产品,特别是纸张,还大批出口。这样就充裕了根据地的经济,有力地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因此,科技事业的开创有力地推动了苏区经济建设的发展,对保障红军军需的供给,满足苏区人民群众生活和生产需要,支援前线作战,巩固苏维埃革命政权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还值得一提的是,洋源兵工厂政委刘鼎抗战时期担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长、晋察冀工业局副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又任重工业部副部长、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职,竭尽毕生精力从事兵器工业的研究,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成为我国军事工业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

  第二,闽浙赣苏区科技事业是在方志敏的推动和关怀下开创的,充分体现了方志敏等苏区领导人对科技的高度重视。

  方志敏设法筹办苏区的医疗机构,并延揽医疗技术人才。方志敏领导创办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卫生学校——赣东北苏区卫生学校。他礼聘医学博士邹思孟担任红军总医院院长,请来了厦门医科大学毕业的何秀夫、广州光华医科大学毕业的邓怀民,分别担任红军医院两所分院的院长。方志敏极力推动苏区兵工厂的创办,吸纳了很多军工技术人才,甚至厚待来自旧军阀兵工厂的军工技术人员。方志敏将途径闽浙赣苏区、著名的兵工专家刘鼎留在苏区,并鼓励制造出苏区第一批钢炮。同时,充分利用闽北岭阳和赣东北两大兵工厂的技术人员,先是岭阳兵工厂技术人员支援赣东北兵工厂。此后,从人力和技术设备上大力支援闽北红军兵工厂。另外,主要通过缴获敌人的电台,设法筹建苏区的无线电大队。方志敏也非常重视解决苏区纸张的生产问题,亲自检查纸张的质量。可见,闽浙赣苏区科技事业的开创与方志敏的重视、关怀和领导是分不开的。

  第三,闽浙赣苏区开创的科技事业适应了当时战争环境以及根据地的实际。

  苏区主要开创了军工、医疗卫生、无线电通讯和工农业生产等技术,都是应用性比较强的科技事业。革命战争环境下,苏区急需解决的是军工、医疗和粮食问题。1933年12月,方志敏曾撰文指出:“我们要力求苏区经济自给,我们要不断地注意耕种动员,增加农业生产。我们更要去创立和扩大煎盐、制糖、纺纱、织布、种菜、制药等事业,力求盐、糖、布、药大部自给,以至完全自给”。【《对一九三四的展望》(1933年12月),《方志敏文集》,第311页。】因此,苏区的科技工作者紧紧围绕这些课题展开研究,因陋就简,因地制宜,较早开辟了军事工业、医疗、无线电通讯和农业等技术部门,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这无疑增强了苏区军民的物质力量,为配合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军事斗争做出了贡献。因此,苏区科技事业的开创遵循了科学技术为生产服务、配合战争这一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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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编辑 - 韩辰